香港，在那个朝气蓬勃，全民赚大钱的年代，《龙虎豹》与《号外》构筑了香港人的精神世界。

香港几十年来最具有肉欲的象征，莫过于《龙虎豹》。这份充满荷尔蒙的成人杂志，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南方曾风靡一时。

当然，它只能存在于地下。从15到50岁，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，它以各种方式流传，经过几十甚至上百人的传递，最后变得破烂不堪，甚至有的会被五马分尸，一页又一页，被那些蠢动的心当成海报珍存。

褶皱破烂的纸页留存着国人对欲望最初始的模样，《龙虎豹》也带来对资本主义最简单粗暴的认知。纸醉金迷，马照跑、舞照跳，一切都是人性本来的样子。

那些年，它给国人带来的震撼，成为某种驱动力，去香港，去挣钱，去大鱼大肉，去酒池肉林。

1984年9月《龙虎豹》创刊，第一期封面是陈莉莉，一出生就是风华正茂，因为它卖的就是人的欲望。

一个月之后，另一本杂志把尚未因“小马哥”大红大紫的周润发搬上了封面。这位南丫岛青年，头脸浸润着泡沫，仿佛洗头刚洗到一半，慵懒的线衣露出他半边麦色的肩膀，充满了性感与挑逗。

这本杂志叫《号外》，它展露了另一种高级的欲望，朦胧、含蓄、不可言状。发哥这期杂志大卖，从此成了文青心目中的经典。

在香港这座大都市的现代化进程中，她的文化被一刀噼成两张面孔，有下里巴人，也有阳春白雪。

这两本杂志，曾经站在这座城市的潮头。

它们让香港不再只是一个港或一个埠，而是我们心目中那个独一无二的城市，自成一体，性格独特。

今天要讲的，就是这两本杂志的故事，和香港那些年的黄金岁月。

1 一群香港知识青年，与一本扮嘢杂志的诞生

陈冠中（左）与邱世文，《号外》第一代元老

1976年，24岁的陈冠中刚从美国回港不到一年。他在英文小报《星报》当记者，每天穿西装打领带上班。

做个官仔骨骨的报纸佬，不是陈冠中最大的愿望。他在波士顿读新闻硕士的理想，其实是办杂志。

陈冠中找来九龙华仁书院的中学同学邓小宇，问他有没有兴趣帮忙搞一份类似美国地下报纸《Village Voice》的刊物。

邓小宇在美国也是读新闻和传理的，对《Village Voice》了如指掌。

陈冠中说可以任他自由发挥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。邓小宇是个极端个人主义的人，可以“为所欲为”的地方，当然要去好好玩一下。

陈冠中认为，当时的香港报纸杂志有很多人写小品式的短文供人消遣，却没有人肯深入地做些调查、研究的工夫。

他想将外国的深度报道带到中文刊物，走《Village Voice》的风格，前半部分是严肃的深度报道和探讨，中间部分是以趣味性为主的城市生活指南，后半部分做有关城市的各种文化艺术报道和评论。

那年暑假快要结束的一个周末下午，陈冠中在家搞了一个小型鸡尾酒会，介绍这本命名为《号外》的杂志，还做了一些样本给大家传阅。

酒会上大部分是陈冠中在香港大学的旧同学和志同道合的朋友，邓小宇就是在这里认识了《号外》未来的股东兼中流砥柱——胡君毅。

邓小宇承认对胡君毅的第一印象十分差，非常瞧不上他那天的穿着，窄领西装、窄领衬衫、打窄领带。不过，这一切在不久的将来变成了时尚。

事实证明，第一印象往往不靠谱。胡君毅是这群人里面最不像“文化人”的文化人，最不扮嘢的扮嘢人士。英文顺手拈来，漫画自成格调，文采飞扬不用说，对音乐、雪茄、酒和西菜又有研究。

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胡君毅在红磡工专（现香港理工大学）毕业后，在太古的船上做了十年电报员。除了打电报，他在船上唯一可以做的事，就是精读《PLAYBOY》和《PENTHOUSE》。

陈冠中觉得，一个将整个青春献给钻研《花花公子》和《阁楼》的人来编《号外》，绝对是《号外》捡到宝。而且，行船的人走遍世界角落，食盐必定多过你食米。

1976年9月，小报《号外》的第一期，由陈冠中、邓小宇、胡君毅三人夹手夹脚凑了出来。

其时初出茅庐的出版人陈冠中雄心勃勃，独家采访了赞育医院孕妇因输错血而致毙命的惊人新闻，本来预期二万份杂志会瞬间售罄，《号外》会打响头炮旋即成为畅销杂志。

他以为，香港有很多像他一样的读者，实情当然是失算。报贩回书后计算，总共只售出了两千多份。

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创刊号出来以后，那两千多个读者的反应竟然非常热烈。

第一期《号外》，在今天看都很精彩。

胡君毅为杂志画的阴阳线和漫画，有趣又有型，格调不凡；

那篇《育赞医院弄错血型：产妇不治》是以后一系列《号外》式调查报道的滥觞；

而《女超人带来的梦魇》则是香港第一篇以本地土生土长的年轻中产阶级立场来写的文章；

后半部分的艺文评论选题篇篇独特，光是耳目一新的标题就替《号外》古灵精怪的风格铺了开山的路。

虽然它没有创刊词，也没有什么“宗旨”，但它从一开始就用自己的内容，定下了基调，走上城市杂志的路线。

销路虽然不好，但《号外》像一块莫名其妙的磁石，吸引了一批“同人”加入。包括主创、摄影师、设计师，很多人都来义务帮助，如果不是这班人，杂志一早就倒闭了。

物以类聚人以群分，他们觉得，大家正一起做着一件好玩又过瘾的事。

《号外》第一代元老邱世文，是这本杂志早期的最大助力。这位稳重淡定的年轻人，有一份看穿世事的老成，喜爱哲学，满肚子墨水，在法国留学过。

邱的一手文章又快又好，他用十几个笔名为《号外》执笔。顾西蒙是他，胡冠文是他，迟敬意是他，赵思宏又是他，叶承敏还是他，连陈冠中的笔名“舒静川”也被他抢走。

邱世文加入之后，他在凤凰新邨的家很快成为了“号外人”头脑风暴的聚点，每月的编辑会通常在这里举行。

刘天兰攀车边算是“号外第一代”主创，与这本杂志的缘分一数就是几十年。当初被这本杂志吸引，冥冥中是和“号外人”有某种化学作用。

1977年，在加拿大读书的刘天兰回香港过暑假，旧同学给了她一本《号外》，说是近期香港有趣的刊物。她记得那期封面主题是的士高，翻了一下，确实有趣。

一年之后，她回港工作，供职无线电视。有一天《号外》打电话来约做封面人物，在中环拍摄的时候，刘天兰第一次和陈冠中、邓小宇和摄影师Johnny Koo见面。

1979年，《号外》要做一期封面人物叫“中国灵感”，再一次想起刘天兰细长漂亮的单眼皮。从读者变成封面人物和时装模特，臭味相投自然跟《号外》交上了朋友。

《号外》早期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“元老”，1980年加入的岑建勋。

1979年春天，岑建勋刚从英国回港大约半年，有一次和邱世文、陈冠中大谈六十年代的中学生活，口沫横飞，谈得非常过瘾。年底，陈冠中就正式邀请岑建勋加盟《号外》。

对于《号外》来说，岑建勋的加入很关键。在《号外》财政状况一直不妙的头几年，他不仅与陈冠中、邓小宇、邱世文一起参与“分猪肉写稿”，还让《号外》的声势逐渐变大，推动了《号外》后来的“出圈”和商业化进程。

那些年，这一群人聚在一起，聪明、顽皮、敏感、尖锐地嘻嘻哈哈，碰撞出一本本香港标签性的杂志。

他们都是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，学有专精，各有所长。他们刚刚踏入社会，从文艺到社会问题，都有自己的看法。他们一边谈马克思、女权、环保，一边讲时装、电影、的士高和CAMP。

这些青年视自己为植根于香港的国际公民，认为每一个有识之士都应该对所有范畴保持一定的认识。

《号外》就是一种“通识”的趣味，开始吸引越来越多国际化的香港人。

2 《号外》遇冷的另一面，是香港传媒热

当一班年轻人雄心壮志，杂志却在生死边缘徘徊的时候，有一些人似乎轻轻松松就成了“传媒大亨”。

1977年的一个下午，广告人施养德躺在床上百无聊赖，顺手把电视打开，屏幕上是当时正在热播的剧集《家变》。

刚想转台，剧中的一本虚拟杂志《清秀杂志》牢牢抓住了他的视线。他想起别人说，做好一本刊物，就能像印钞票一样，好过挨更抵夜做广告。

施养德灵机一动，心想：“又有钱，又好玩，为什么不做？机会来了。”

他跳下床，当晚就将《清秀杂志》的出版计划筹划完成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跑到报刊注册处登记了《清秀杂志》的名字。然后马上找来《家变》的女主角汪明荃做创刊号的封面。

从整体策划、内容编辑、美术设计、摄影……施养德一人包办，只用了7天。《清秀杂志》的创办，见证了一位香港着名传媒操盘手的诞生。

另一位媒介鬼才，在这个时候粉墨登场，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重要机会。

曾经开创全港第一份彩色日报先河的《天天日报》，在1977年8月首次易主，卖给了妙丽集团负责人刘天就，他邀请了原本负责广告的韦建邦加盟，并对这张报纸进行改革。

妙丽集团曾经风光一时。

韦建邦人称“韦少”，是个超级猛人。

闻说，韦少打破传统，用老板的劳斯莱斯私家车，日夜接送报贩去老板的何文田豪宅，吃大餐喝轩尼诗XO。他做销售，就是直接从报纸发行的最底层突破。

后来《天天日报》走上轨道，刘天就本业的妙丽百货和妙丽手袋反而陷入困境，这个社长基本无暇再顾报社业务，《天天日报》的实际执行权渐渐落入了韦建邦手中。

从此，韦建邦作为《天天日报》的董事，在香港传媒界也算得上是有头有面的人物。

现在人人知晓的香港富豪杨受成，他辉煌人生中的唯一一次吃瘪，就是因为韦建邦。

1979年2月，骑师告东尼因殴打韦建邦而被控，9月被法庭判处入狱6个月，缓刑12个月执行，香港赛马会暂时吊销了告的骑师牌照。

作为告东尼的商人朋友，杨受成想为朋友出头，多次“探访”韦建邦。结果，杨老板的行为被法庭指控妨碍司法公正，并于1981年正式被裁定入狱9个月。

这位韦少不好惹。

而此人最大的壮举，还在五年后——创办《龙虎豹》。

施养德与韦建邦，这两位在香港七十年代热风中崛起的传媒旗手，将会在未来十年兴风作浪。

他们会走进两本香港刊物的传奇里，一个帮助《号外》成为香港文化icon，一个用《龙虎豹》打破香港杂志发行纪录。

3 香港起飞，《号外》从地下小报变成精英杂志

这些广告出身的传媒人，敏锐地捕捉到市场趋势——香港人的文化消费，胃口变了。

197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香港？

港督麦理浩大刀阔斧地推动了前所未有的新政，为未来的“经济奇迹”奠定了基础，经济高速发展，人口充满活力。

这座城市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，人们感受到它正在急剧转变，但没有人知道它的未来会朝着哪个方向走。

即使到了1976年底，许冠文编导的喜剧《半斤八两》上映并打破了香港票房开埠记录，人们尚未知晓港式普及文化即将开启引领风骚的黄金三十年。

后来，大家才事后理解，那是香港社会形成本土文化和认同的重要阶段。

彼时人们唯一肯定的是，香港人的生活越来越富裕，品味消费逐渐成为香港在安稳日子里的消费模式。

1975年1月，麦当劳在香港的第一间分店在铜锣湾百德新街开幕，美国快餐文化的代表，以“老麦”的昵称，成为香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1976年，中环置地广场开工。4年后，这里成为香港作为名牌之都的基地。时下青年男女开始留意自己的仪表举止，甚至个人品味和修养。

连电视里一向以无赖恶霸形象出现的演员石坚，也变成了《狂潮》里生活讲究、衣冠楚楚的性格派富翁。

置地在铜锣湾还有娱乐场所碧丽宫夜总会，不过生意欠佳。1979年，夜总会升级改造成当时全港最豪华的碧丽宫电影院。碧丽宫有1060个座位，首轮放映的西片还是《异形》。

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年轻香港人，正走在一条现代化的路上，他们开始有购买力，他们想表达自己，找时代的共鸣，赶西渐的时髦。

他们早已不满足报纸上那些南来文化人写的高水平专栏，这不是他们要看的东西。

普通青年看电视周刊和电影杂志，紧追初代本土明星，热播剧情先睹为快；

文艺青年喜欢文化艺术评论，接触各种西方新思潮，还有看完即用的城市消费图鉴，《号外》就是他们的杯中茶；

而中二青年也有路数，《今夜报》直接刊登猎艳指南，风气日渐开放。

施养德旗下的“养德堂”高峰时期，一个月出版32本杂志，比日报还多一天。虽然很多人批评施养德没有文化理想，说他的杂志“得个样”。但施养德无所谓，“我有广告啊，最重要的是这个嘛。”

这个看似现实功利的施养德，仗义地拉了《号外》一把，让地下状态的《号外》有了后来的辉煌。

八十年代之前的《号外》还是一本同人杂志，财政收支一直非常紧张。1982年，在岑建勋的穿针引线下，施养德正式加入《号外》负责业务。他下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，帮助这本杂志改版翻盘。

在施养德的建议下，《号外》各位同仁决定将《号外》变大，封面和内文全部大改。几大？一不做二不休，11寸X17寸，总之是报摊上最抢眼的尺寸！

改版第一期封面找来刘天兰和张叔平当美术指导，没有预算请化妆师，刘天兰自己上，真是多得了当年留学加拿大的化妆工作室兼职经验。

结果，变大了的《号外》，成为每个月的城中热话。

张叔平独特的美术风格，让人从报摊路过就挪不开眼，而且奠定了此后《号外》自成一家的封面。

对港产片略知一二的人，都一定听过张叔平的名字。他是王家卫的御用美术指导和服装造型设计，华语电影金牌美指第一位，拿奖拿到手软。

刘天兰与张叔平一起，轮流将杂志的封面和衣架包办，就算去了时装品牌做视觉总监，刘天兰工余仍然会为《号外》拍封面、做造型。直到八十年代末由《号外》下一代黎坚惠、黄源顺们顶上，她才慢慢淡出。

大尺寸的杂志，为这些创意人扩大了创作的空间。《号外》的封面，是一场视觉实验，他们拍过刘德华半裸、张润发洗头、林保怡湿身、黑白的张敏、不施粉黛的钟楚红……总之，《号外》从此“鹤立鸡群”。

直到九十年代，《号外》的封面依然影响力巨大。

1991年12月，张国荣的京剧花旦造型封面非常轰动。好多人以为这是《霸王别姬》剧照，其实那时他还未拍这个电影，陈凯歌尚未决定这个角色由尊龙还是张国荣来做。

张国荣看了封面打样非常开心，问刘天兰拿去。时机就是这么巧，或许是剧组中人看到了这个封面，不久之后，陈凯歌决定由张国荣来演程蝶衣！

明星的独特一面只此一家，巨型尺寸大受广告商的欢喜，毕竟能让品牌更显精美、高档、优雅、华丽、名贵。《号外》经过六七年时间的亏本，终于在改版之后扭亏为盈。

“号外人”敏感地观察着这座城市，他们用一种理直气壮的态度写着香港和香港人关心的事。

他们关注华丽而陌生的商品符号，他们写住屋和装潢，写食物和音乐，写波西米亚人练摊，写雌雄同体的新美学，写穿Kenzo的女人，写基情四射的男人。

邓小宇在《穿Kenzo的女人》用中英夹杂的活泼文白讲述钱玛莉与三位女性好友Jan、Mimi和Martha的中产女性生活故事时，美国后来大火的《欲望都市》还远远尚未出现。

很多人以为钱玛莉是《号外》的作者，其实她只是邓小宇的又一个笔名。

整个八十年代，《号外》代表的就是香港最潮流、最高级的一种新型生活模式。

每一个香港精英，或者追认中环价值的香港人，都爱着《号外》。

4 中环之外的香港异色，《龙虎豹》横空出世

看过《流金岁月》的人应该记得这一幕：张曼玉扮演的蒋南孙，在街上碰到了她那位正在排队买楼花的父亲。

1970年代后期，香港房地产开始脱离正常轨道。楼价攀升，热钱流入，人们眼见着尖沙咀的低价三年升了六倍。

1982年9月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，拉开了中英谈判的序幕。港股应声下跌，楼市更迎来了过去七八年间最黯淡的一年，楼价、租金全面大幅下跌，地价普遍插水四至六成。

在经济萧条和前路迷茫下，香港人需要将现实的苦闷转移到廉价的欲望之上。

《龙虎豹》应运而生，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杂志。

维基百科上说，《龙虎豹》的创办人是林国光。其实林国光只是总编，真正的出资人和幕后主管，是《天天日报》的董事韦建邦。

当时，刘天就控股的妙丽集团已经无力回天，陷入财政危机之后，刘天就将出版着作权售予韦建邦，韦少成立了一家天天出版事业发展有限公司。

韦建邦想创办一本新杂志。以前的色情杂志和风月文章，基本都是藏着掖着，如同隔靴搔痒。韦少觉得，憋屈的人们渴望简单粗暴的感官刺激。

光是色情可能不够，加点猎奇故事，最好还有一点社会新闻。这么大的《天天日报》，港闻简直顺手拈来。

无线电视有套石修主演的电视剧叫《龙虎豹》，韦建邦一拍脑袋，杂志就用这个名字吧，刚好“三味”。然后在《天天日报》的采编团队找了3个记者，以尹志伟为首，马上开干。

林国光本来是《天天日报》的采访主编，偶尔写稿。因为《龙虎豹》缺了总编，才被韦少召来救急。

《龙虎豹》一出生就引起巨大反响，很大程度归功于创刊号的惊人封面。

那期封面女郎选用了邵氏艳星陈莉莉，她刚在一年前的电影《毒蛊》中一脱成名。另外一个噱头，就是封面上赫然写着六个大字：“处女膜大特写”，造就了香港出版界奇迹。

香港着名专栏作家沈西城回忆，大特写一经刊出，就轰动全港：“人人争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创刊号首印3万本，半日就卖清。”

由于当时版权制度不完善，很多《龙虎豹》这样的杂志都会翻译登载日本成人杂志内容，甚至翻拍日本出版物的图片直接使用。

色情杂志早有前辈，但在色情杂志中加入大量的新闻内容，却是《龙虎豹》的首创。这样做的好处，是增加了这本杂志的耐读性。

当一班麻甩佬看完前面的色情照片，发泄完欲望之后，还可以慢慢翻其余的新闻内容。十天差不多看完，又可以买新一期了，时间刚刚好。

由于创刊一开始就打定主意面向社会中下阶层，《龙虎豹》还做了很多当时鲜有媒体报道的江湖新闻，比如社团纠纷内幕。

每一篇内容，几乎都可以当成新闻小说来读。为了销量，编辑不仅要侧重新闻的故事性，还要“标题党”一下。

人在水边走，岂有不沾衣。难免不时有江湖人士上《龙虎豹》“踩场”或者“讲数”。

所幸是，古惑仔们就是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群体。他们上门也不是喊打喊杀，无非就是要编辑将他们写得威水一点，大家坐在一起“四四六六拆掂佢”而已。

“豹仔”最高峰时每期销量30万本，月赚超过一百万。这个销路，在香港出版史上空前绝后。

这本杂志还以各种各样的路径进入了刚刚改革开放的大陆，回乡探亲的港人，上来淘金的港商，还有那些走私的通道。

刚刚睁开双眼看世界的国人哪里见过这些，赤裸裸的欲望让压抑了数十年的本能得以释放。在南方的中小学里，南派硬核咸书《龙虎豹》席卷了课桌抽屉，成了年轻人心中的欲望圣经。

拥有一本《龙虎豹》，是身份的象征，拥有者会成为同学仔中的C位，有生意头脑的，还会五毛一次出租；或者五马分尸，分成几份，上中下三集，让利润最大化。

当年沉迷于此的某君，说起它来仍然心驰神往：图片并不是最刺激的，书中的故事、连载小说更引起无限遐想。

《龙虎豹》如此盛况，一方面跟风者众，另一方面也面临当局指控。咸书声势过于浩大，政府出手干预，加之妇女团体的谴责，韦少和林国光作为督办人和总编辑屡次被告上法庭。

谁知这本杂志越告越红，连维园“城市论坛”都专门讨论过应不应该取缔《龙虎豹》。有趣的是，十个人发言，有七个都赞成继续发行。

“龙虎豹好睇，好睇，但系又好贵……”

没有人能够阻挡，人们对欲望消费的向往，哪怕它低俗赤裸。

5 一城双面，俱成往事

对于成长于八十年代的香港男性来说，《龙虎豹》是神圣的。

一帮在大学校园里读哲学的叛逆男生，粗口烂舌之余，人手一本《龙虎豹》。他们上课用《龙虎豹》的内页包着《存在与时间》，就像一种形而上的嘲讽游戏。

图书馆有人偷书，这些愣头青就用硬皮装订《龙虎豹》，用烫金字体写上“Dragon Tiger Leopard”，放在一列的哲学书堆里，让它与萨特和维特根斯坦并齐。

扮嘢与食色，从来都是这个城市的一体两面。

这些香港社会的未来精英，当然也读《号外》。他们要“扮大人”，总要知道当时最红的牌子是Romeo Gigli和Giorgio Armani，而且为什么不是其它。

他们接收《号外》的学识和思潮，拥抱《号外》的美学和态度，用《号外》的口吻说话，中英夹杂。带点刻薄，有些不恭，那是一种面对权威和金刚箍的态度。

比较开放的本地立场，造就了香港黄金时代的百家争鸣。事实上，与《号外》一样，低俗土炮如《龙虎豹》，也是经过本土消化的舶来产物。

韦建邦做《龙虎豹》，在色情内容中加入猎奇故事和新闻报道，参考了《PLAYBOY》和《PENTHOUSE》的形式，更别说他们不少内容直接从日本成人杂志搬运。

只是，盛极而衰来得太快，时代的潮头浪打浪，挡也挡不住。

韦少日进斗金，买车买楼，好不风光。但韦少不善理财，又爱赌钱，几个前线工作的员工，收不到应有的分红。

众人一怒，发动了“兵变”。林国光另起炉灶，和其他编辑一起创办了《男子汉》，内容几乎和《龙虎豹》一模一样。

很快，这个模式被广泛复制，香港遍地咸书，竞争越发激烈。翻拍国外相片、猎奇式故事会、养生性健康，已经无法满足读者需求。

1996年创刊的《豪情夜生活》，动摇了《龙虎豹》的江湖地位。这本杂志走消费路线，踏遍城中的风月场所，将服务水平、态度、花样写成文章，堪称那个年代楼凤界的“大众点评”。

外国成人杂志进驻香港，本地色情杂志模式改变，将《龙虎豹》挤到了历史夹缝的边缘。移民潮的到来，更让心灰意冷的人离开战场。

主力创作写手尹志伟远走澳洲，无心恋战的林国光举家移民美国。失去主心骨的《龙虎豹》，就算后知后觉地增加了楼凤栏目，还是走向了末路穷途。

无论再刺激的咸书都打不过新一轮的时代浪潮——互联网。

情色杂志从潮流顶峰一夜插水，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。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，他们的夜晚属于Pornhub的进度条，抽屉里不再藏有咸书、咸相、咸碟。

千禧一代大概已经很少人知道谁是韦少和林国光，可能稍微听过林敏俐的名字吧。她是2002年的香港小姐冠军，林国光的女儿。

移民潮之前，有先知先觉者，早走了一步。比如《号外》元老胡君毅，他1979年与妻子Dominica移居加拿大见步行步，一直拼拼画画到退休。

1983年到1998年，胡君毅一直帮邱世文在《号外》的专栏“尤明实录”（又称“Smart-Ass”）画插画。这个专栏辑录了一些邱世文从日常生活搜集得来，与世事百态相关的社交闲谈。

邱世文用地道港式广东话，把他们的精神面貌保存了下来，见证香港社会如何从中英谈判之初，不知不觉走到主权移交之日。

可惜，邱世文走了。这个“号外人”视为偶像、智库、主心骨、定心柱的人，不在了。

1998年底，邱世文因脑癌病逝，此时香港回归不过一年。

刘天兰想不通，这个人的左脑和右脑都这么厉害，偏偏是大脑生病，上天也太奇怪了。

邱世文离世之后，《号外》的第一代元老们坐在一起聊天。大家都深感，他的离开，恰恰是一个时代的终结。

他们一起做了一个决定，将《号外》的股权卖掉。

岑建勋说，后来放弃《号外》，于他个人而言，完全是因为邱世文不在了。

2003年，广州现代传播集团入主《号外》。这本杂志将较多目光移向内地城市，后来还增设了四地专题，以同一个主题来比读香港、北京、上海、台北的异同。

内容变得更丰富，但是从前那种建构了香港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“号外式”半唐番语言和风格，逐渐稀薄。

有些读者会怀念过去的《号外》，但这个城市的变化不可逆转。“城市”这个概念之于香港和《号外》，从来都是多面而流动的。

2012年，张铁志接任主编。

某种程度上，张铁志觉得，现在的《号外》像是回到了早期状态。《号外》返回香港主场，关注这个城市新生的文化现象，关注香港社会的新议题、新思想和新的生活方式。

只是，时代变了，脸书和推特才是日常，过去的杂志神话不可复制，黄金时代一去不返。

从地下小报到精英杂志，从大众回归小众，如今的《号外》只能适应与自己气质相近的人。

《龙虎豹》现在和其他色情杂志一样，每期销量只有数千份。它的内容和过去没什么变化，只是不必再用泰妹扮港女，照片以日本美女为主。

估计没有青年再扭捏着到报摊，将《龙虎豹》放近黑色塑料袋，悄悄地带回家。

油管上有后生用考古和学术研究的心态讲述《龙虎豹》，他们实地去报摊入手时问老板，现在买这本杂志的主要是什么人。

老板答：七十岁的阿伯。

拒绝变化的色情奇迹，也拒绝了这个时代。

香港一直在风口浪尖上，它在历史海海中乘风破浪，也在波涛汹涌中首当其冲。

几代香港人经历过社会最好的发展，享受中西荟萃的好处，可能因为如此自然，没有想过事情会有消失的一天。

回过头来，惊觉很多东西无影无踪。

所幸是，这些故纸保存了一些吉光片羽，证明我们曾经呼吸过的一种空气，叫做“香港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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